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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领导下的八路军，在严酷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环境中，在军队建设上有特点鲜明的一套做法，既不能放任自流，使军队像一群乌合之众，也不能照搬旧军队的办法，更不能硬搬外国军队的那一套，而是根据相关规定的一些原则，紧密结合实际来带兵、练兵、用兵。

  班长和排以上干部是带兵的骨干，也是打仗的带头人。如果数量不足或素质不高，是难以完成繁重而艰巨的任务的。特别是不能及时补充战斗消耗，将会极度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因此我们一贯对班长和排以上的干部的培养、储备很重视。分区（旅）有教导队，团有班长轮训队，不管环境多么险恶，战斗多么频繁，从未中断，来保证了长期游击战争的需要，又保持了部队坚韧的战斗力，使干部来源永不枯竭。

  在管理教育中，坚持“严”字当头的原则，反对“游击”习气。同时又注意运用管理教育的方法，经常与军阀残余做斗争。对待战士要关心、教育和爱护，对后进战士施以耐心的说服教育，促其改造思想，由后进变先进。若在官兵关系上发生矛盾，干部应严于责己，先从主观上找原因。

  如八团一连为改善官兵关系，在干部中进行了整风，让战士提意见，最后召开了一个“团结进步大会”，连里干部向全连军人宣布，干部在管理中遵循“五做到”：

  大家很受感动，战士们纷纷发言，表示衷心拥护，要服从干部管理，听从指挥，决不为难、顶撞干部，有意见按程序向组织提，会后连队官兵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

  范县二中队干部关于管理教育的检查和改进的措施也是很好的、切合实际的。他们检查管理中存在的缺点是：

  工作简单化，工作一搞不好就发脾气，拿自己的尺度去衡量战士，认为战士应该像自己一样，不然就是调皮，不服从命令；

  不分对象采取千篇一律的管理方式，不是大公无私平等待人，而是对表现积极的战士有缺点也不批评，对后进的战士有优点也不表扬，甚至还要找碴子；

  存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军阀残余习气，有时对战士采取报复手段，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

  因此，部队基础就不巩固，政治氛围就不浓，干部光着急也没办法。这些都是军阀残余思想存在和群众观念薄弱的结果。

  据此，这个中队制定了六条相应的措施，并认真进行了落实，使部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部队在游击战争中，有时虽然是高度分散，甚至以班、排为单位活动，但一直注意维护人民军队的荣誉，强调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是战场纪律。对于表现好、勇敢杀敌的战斗英雄和各项工作中涌现出来的模范人物，均给予表扬奖励。

  1944年7月1日，七团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号召指战员争当英雄模范人物。他们在清丰战斗后的祝捷大会上，给评出的28名战斗英雄发了奖。

  通令中写道：“此次郓北战役，下列部队创造殊勋，七团五连攻克肖垓，八团三连攻克刘口，七团三连攻克傅庄，基干团和特务连共同攻克刘寺据点，东平县基干大队攻克程思里屯据点。炮兵连从战役开始直至终止，以猛烈的火力协同各部队强攻，他们的突出表现是此次战役胜利的最主要的因素。这都是各部队全体指战员发挥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决战决胜的精神，坚决服从命令和指挥员指挥果决，政治工作发挥了极大威力的结果。他们这种英勇顽强、艰苦卓绝和大无畏牺牲精神，是值得全军学习的，特此予以通报表扬。”

  对违反战场纪律的行为也绝不宽容。1943年12月20日，七团一连在黄楼战斗中有个排长畏缩不前，贪生怕死，向敌缴械，严重影响了战斗进程和士气，败坏了我军声誉。对这种可耻行为，咱们进行了严肃的处理，经审判，对这个排长依法处决。

  为了逐步的提升部队的战斗力，尽管处在紧张的平原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我们仍十分注意利用战斗空隙对部队进行训练。就是在敌后环境极其紧张和艰苦的条件下，分散活动的小部队，也不放过机会以班、排为单位做训练。

  1940年10月小吴整军会议后，进行约两个月的整训，提出了“建设铁的党军”的口号，主要反对“游击”习气，在军事、政治和后勤方面建立了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在军事训练的内容上主要有队列、村落战斗和投弹、射击等。

  1943年9月18日起在鄄北举行了为期一周的比武大会，比赛项目有四大技术（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田径和武装越野等。由七、八、九各团的轮训队和第一连参加。

  旅司令部军训股股长王正南表演了投弹、射击、越障碍、平台、木马、单杠和摔跤。由于他功夫硬、技术精，博得了广大指战员的喝彩。尤其是射击，他枪枪打中靶心，不愧为神枪手。

  1944年年初，乘军区民主大会的东风而掀起的练兵热潮，内容更丰富，这次军事训练内容除射击、投弹、刺杀和土工作业外，还增加了爆破（如何捆绑和使用炸药包），当时称“五大技术”。

  在战术训练上更加重视攻坚战术的演练，诸如突击队、火力队、梯子组的战斗编成，任务区分和各种战术动作、步炮协同以及巩固突破和纵深战斗的要领等。基于当时我军的武器装备简陋、弹药奇缺和敌火力强的现实，很重视夜战、近战和巷战的演练。

  在训练方法上，重视从实践出发，不搞花架子。提倡勤学苦练，走群众路线，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官兵互教的教学方法。

  除了在课堂上、操场上和学习场上进行训练外，还本着打一仗提高一步的原则，从战斗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吸取这次的教训，对部队特别是对干部进行教育。

  如七团在1944年春卫城集战斗后，就针对如何强攻围寨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总结，指出这次战斗之所以以极短的时间（15～20分钟）就打开了围寨取得胜利的主要经验是：

  一是要有饱满的士气，做好深入的政治动员和适当的休息，注意政治工作的群众性，不能仅限少数的政工干部，而应该发动所有军政干部和战士中的活动分子积极参加，特别是战场上的鼓动工作应简练而生动，及时提出鼓动口号，变为指战员的奋斗目标。

  二是不能过早地进入阵地，这正是《左传》上所说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如果在阵地前停留久了，战斗士气会逐步低落。

  三是战斗器材要准备充分。这主要是指各种突击器材，如装手榴弹的筐子、爬城的梯子、破坏障碍物的锯子剪子等。

  四是攻击前的佯攻应当在多点进行，使敌摸不着我们真实的突击方向，还可以消耗敌人的弹药。在佯攻中对敌喊话时，其内容要有明确的目的性，要一针见血，以削弱敌军士气。

  五是在火力密切配合下，动作迅速、坚决、勇敢地攻击，这是战斗进程中的最高峰，在这个时刻，干部应以身作则，分别到各班、排督促、领导，这在部队新成员多的情况下，有着极大的意义。在猛烈火力掩护配合下，求得冲锋动作勇猛迅速，否则会使战斗勇气逐渐下降，甚至丧失战斗力。过去一连在黄楼战斗中失利，原因就在于此。

  六是严格遵守战场纪律和俘虏政策。五连在攻克鄄西邢庄据点时，很适时地提出要注意俘虏政策，不许随便拿东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攻打张秋镇失利后，八团参谋长王晓专门就对伪治安军作战的特点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写出了颇有价值的总结报告，后来在阳谷战役中与伪治安军作战，避敌之所长，击敌之所短，终于歼灭了伪治安军。

  战斗过后，发扬民主对战斗进行总结使一些生动具体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起到了打一仗进一步，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经验的效果。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想多打胜仗，不仅要了解敌情，而且还要熟悉自己所属部队的情况，包括经历、实力和特点，方能用之得当。

  第八军分区第七团是一支红军时期诞生的部队，有着光荣的历史，在抗日战争中曾多次与鬼子拼刺刀，敢于刺刀见红，有着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和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是分区的主力团，是一把钢刀，是冀鲁豫军区的一个拳头。

  分区进行的大的战斗和战役，七团几乎都参加了。七团战功卓著，因而伤亡也是较大的。分区格外的注意培养、爱护和使用这支英雄队伍，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经常把艰巨的任务交给它，但又十分注意对它的补充和休整。如讨顽战役、东平战役、清丰战役、南乐战役、阳谷战役等战役战斗之后，均注意到了这点。

  遇有地方武装升级和补充新兵时，都第一先考虑七团，各部队的战士也很愿意去七团，在邯郸战役中，担架队的队员都争先恐后到七团，要求到七团当兵，使七团保持了稳定的规模、旺盛的士气和强大的战斗力。

  战斗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不能只用一个拳头去打击敌人，要充分的发挥分区所属部队的整体威慑力量。在漫长的游击战争岁月中，既要充分的发挥主力团的威力，又要重视培养、锻炼、提高新部队的战斗力。

  1941年进行的羊山集战斗，就是有意识地让九团担任主攻任务，七团扫清外围据点后作为预备队。

  当然，在使用新部队时，只能赋予其力所能及的任务，多给锻炼的机会，以慢慢地提高其作战能力。同时注意新老部队相互调配干部，特别是重视新老干部的对调、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搭配，这对锻炼干部和培养部队的优良战斗作风是十分必要的，既可以使老部队不断得到新鲜血液的补充，保持部队的朝气，又可以使新部队有少数的战斗骨干，较快地提高战斗力，使新老部队共同发挥整体的威慑力量。

  经过八年抗战，第八军分区创建和发展了一支1.5万余人（不包括调出的第八、九团）的人民军队。这支部队从人民中产生，又不断从人民中获得补充，受到人民的爱戴，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这支部队配合各兄弟部队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军，使冀鲁豫边区人民获得解放，并在以后捍卫抗战胜利果实，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解放战争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自古以来，兵家无不重视后勤工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这支部队在敌后抗战中，后勤保障的方式，是根据形势的变化、环境的好坏而定的。

  1939年年初开创晋西吕梁山和冀鲁豫平原抗日根据地时，没固定的后方，没有政府统一的保障，供应十分困难，后勤保障主要是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属于各自为政。

  特别在1942年至1943年间，由于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实行“三光”“蚕食”和“囚笼”政策，根据地被分割，加之常常遇到顽固派的袭扰破坏，范县、观县、朝城等县又遇到百年罕见的旱灾、蝗灾，这就使后勤保障工作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然而，有党的领导，有抗日政权，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再加上我们后勤工作人员的努力，终于克服了很难来想象的困难，尽最大可能，使部队的生活和战斗需要有了起码的保障。

  1939年6月，鲁西区党委为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指示精神，开始在泰西、运西、鲁西北和运东建立政权。

  10月间成立了鲁西行政委员会，11月又成立了太西行政委员会，1940年4月成立了鲁西行署，逐步有了统一的政权组织。这样，就可根据政府法令，征粮、征款、征物，部队的吃穿用逐步得到最低限度解决。

  当时，只能向有粮有钱的开明绅士筹粮、筹款、征物，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保障部队供应。当情况紧张时，部队通常要村长临时派粮，部队全体人员每人备有一条米袋，经常保持三至五天的粮食。

  从1942年逐步解决了用一斤四两麦子换一斤馍的问题（有些“馍馍户”赚粮甚多），提倡炊事员自己磨面，克服了浪费和贪污粮食的现象。

  由于我们认真贯彻根据地的“合理负担、保护商业”的经济政策，因而扭转了部队各自为政的派粮、派款、征物“一把抓”的混乱现象，进一步依靠人民群众，使部队的吃饭、穿衣、穿鞋等物资供应得到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保障。

  军队打仗缴获要归公，这是一条纪律。大的战役行动，通常由部队和政府统一组织战勤指挥部，指定部队打扫战场，党政军民密切协同，派出武装部队掩护征粮工作人员，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依据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征粮、征款、征物，借以增加财政收入，保障供给。

  我们这支部队既有正规部队，又有地方武装（县基干大队、区中队、武工队），这就必须建立统一的财务制度和规定统一的供给标准。

  在1943年灾荒时，冀鲁豫军区于4月4日发布特训令，要求全区部队在4月至6月3个月每人节省粮食5斤，骡马每匹节省饲料10斤。

  在这困难时期，粮食减到1斤5两（小两）；伙食标准每人每日1角，零用费每人每月1元5角；每年每人发1套单衣、1套棉衣，

  1943年由于更加困难，统一着军装难以解决，因而改换便衣；正规部队两年1床棉被，后来改为棉袍；3～5个月发1双布鞋，冬天发2双袜子；半年发1条毛巾或几寸白布，作为洗脸手巾；

  团以上机关每月发有限的办公费和杂支费50～100元；营和县基干大队，每月办公费和杂支费20～30元；连队和地方武装区中队、武工队的开支，通常是营和县基干大队负责，特殊开支，凭单据实报实销。

  总之，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度，过的是军事生活，只能以低标准保障部队的吃穿用。虽然有标准，但是财政困难时能保障生活就不错了。

  因此，提倡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对正规部队、地方武装一律实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点验制度，对虚报冒领的单位通令批评，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要求各级每月将人、马、武器填一次报表，基本上一个季度结一次账。

  至于药品和医疗器材，就更严重缺乏了。那时患了肺结核是无法治疗的，只好等死。有时设法通过商人或内部关系，从敌占城市购买些药品器材。茌平县秦老庄商人王风岐，就为我们买药品出了不少力，也赚了不少钱。后来后方医院亲自动手制造药品和医疗器材，每年节约40余万元。

  由于敌后斗争形势日益紧张，虽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但是单凭缴获的物资来补充部队的消耗是不够的，也是靠不住的。因此，建立后方工厂就被提到了战略地位并摆到党委和首长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当时，鲁西军区独立旅，遵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建立了小规模的后方工厂，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

  由独立旅后勤部长吴机章率领六八六团后勤处修械工人岳胜兄弟俩（山西人），从晋西吕梁山随部队东进，挑着修械工具到达鲁西后，在东平岱庙、昆山村建立了手榴弹工厂和修械所，所长岳胜用大风箱铸铁，小规模翻砂造木柄手榴弹，并修理和翻造子弹（战斗中战士们都要把子弹壳捡起来，战斗结束后上交）。

  后又迁到了黄河北岸范县境内的尖崮堆、旧范县、田崮堆等沙丘地带，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隐蔽起来坚持生产。

  1942年5月，高树勋放弃濮县、白衣阁地区南逃后，分区的后方才转移到范县宋楼、麻口、高菜园一带村庄，工厂也逐步增多，设备也逐步完善，有车床、刨床、铣床、钻床共30余台。

  工厂有手榴弹工厂，除造木柄手榴弹、翻造子弹外，还可以造枪榴弹；有炮弹工厂，主要造八二迫击炮弹外，后来能仿造九二式步兵炮弹；有被服厂和鞋袜厂；还有皮革厂、造纸厂。

  还开设了后方医院，开始设在东平县岱庙地区，随着环境的变化而逐步西移。尖崮堆、旧范县等地都曾是医院所在地，后来又迁到田柳寺地区。后方工厂厂房设在地下，除反“扫荡”外，日夜均可生产。

  保卫这些工厂、医院，部队后勤机关做人民群众的工作，组织起民兵、自卫队和儿童团，昼夜站岗放哨，检查来往行人，保护工厂和医院的安全。

  后方工作人员一年四季在黄河故道沙滩里工作、生活，们开玩笑地说：“一天二两土，白天吃不够，夜间还要补，你说辛苦不辛苦。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干部和工人发扬我军吃苦耐劳的光荣传统，从始至终保持着高昂士气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怕苦、不怕牺牲，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同甘苦、共患难，农忙期间帮助群众生产劳动。他们还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动手种菜、养猪、养鸡，保障供应。

  1942年至1944年，正是日寇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加紧对我根据地疯狂“蚕食”和“扫荡”的岁月，又连年遭遇历史上罕见的大旱。

  观城、朝城、莘县地区的灾情尤为严重，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有时不得不靠摘榆树叶、柳树叶填肚子度饥荒，有的地方把榆树皮都吃光了，群众患黄病、浮肿病的人很多，真是饿殍载道、赤地千里。部队指战员们也都饿得面黄肌瘦，四肢无力，又要行军作战，对付敌人，还要节衣缩食，以救济灾民，减轻人民负担。

  在这艰难时期，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发出了号召，实行精兵简政和开展大生产运动。

  为了贯彻上级有关自力更生、增产节约的指示精神，我分区于1943年成立了以潘焱参谋长为主任的生产委员会，领导全分区的大生产运动。主要是搞农业，其次是副业和手工业，也搞了点商业。在分区生产委员会的领导下，全分区掀起了生产热潮。

  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上半年共种菜园542亩，收获蔬菜40多万公斤，打新井和整修旧井90眼，开荒975亩，种粮食754亩，开磨房80个，喂大牲口221头，养猪175头，养羊61只，养鸡1.2万只，积肥20余万公斤，建针织厂、造纸厂、皮革厂、油坊各1座，开设商店1座、车子铺3个。分区后勤处还开办了1个肥皂厂，两个月生产肥皂1.6万多块，基本满足了全分区肥皂的需要。此外，还动员部队里自己缝单衣、做鞋子……

  肩负繁重战斗任务的七团对生产也不放松，在1944年的两个月中打井9眼，种菜80余亩，还办了3个磨房、1个合作商店、1个晒盐场。

  郓北县大队三中队劳动英雄夏登云、赵登池，不仅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还发明了打井的科学方法，和群众换工互助，上半年打了18眼9米深的井，又制订了下半年的个人生产计划。抗日三支队在三天内共开荒700亩。

  分区卫生处处长李奕在生产节约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仅药棉、纱布和自制仁丹三项就节约近49万元。这样，部队供应困难的状况有了好转，生活得到了改善，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战争的需要。

  在此期间，部队还参加了灭蝗战斗。1944年夏，观城、朝城、濮县、范县、清平、南乐地区飞蝗成灾，蝗虫宛若一片飘动的乌云遮天蔽日而来，发出呼呼的响声，落在庄稼地里两三小时内就把大片茁壮的高粱、玉米、谷子等农作物的叶子吃得精光。

  据当地老人说，从未见过这种情景。老百姓烧香磕头，求天保佑，束手无策。为此，党政军民紧急动员，扑灭蝗虫，仅八分区一个特务连在一个星期就消灭蝗虫1万余公斤。人定胜天，在广大军民的奋战下，终于战胜了罕见的蝗灾，秋季取得了较好的收成。

  必须创立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实施政府法令，征粮、征款、征物，以保证战时的需要。

  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紧紧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开明人士的大力支援。

  必须遵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提倡部队利用战斗间隙搞农副业生产和厉行节约。

  同时要把后勤工作和后方工厂的建设提到战略地位上来，保障部队供应，保障部队兵强马壮，以利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